我的心也許是一個遊牧民族

《主流與霸道 - 鄧惠文》　2006/10/12

　從小時候坐公車開始，我們一直被灌輸「讓座老弱婦孺」的觀念。旅行過許多國家之後，我發現台灣可能是實踐這種風氣最徹底的地方。現在的捷運車廂也使用不同顏色的座椅來強調「博愛座」的存在，每當不巧坐上那Hello Kitty般的粉紅椅子，我總會心跳加速，覺得周圍的眼光都在譴責我，好像做錯事似的，不出幾分鐘就覺得屁股痛而必須站起來。

　身強體壯的人扶助弱病的人，當然是一樁美事，但是我們的社會奉行某種價值觀時，常會形成一種「主流的霸道」。也就是，如果某件事被認為是對的，大家就會一致捍衛，並且認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，佔座位，是個沒有愛心的年輕人，說不定那個媽媽身體比我強壯多了！醫生，你可不可以做一個『暈厥症，請讓座』的牌子給我戴！」

　她的感嘆使我想起另一個病人，她曾因為頸椎受傷而戴著護頸圈，幾個月後，醫生已經說不需要了，她卻還經常戴著，幫她看感冒的一位醫生以為她有慮病症或焦慮症，才會「不相信自己頸椎已經復原了」，於是硬把她帶來看精神科，沒想到病人告訴我：「不會啊！我知道已經好了，只是戴著這個不管坐車啦、看病啦、去哪裡辦事都比較方便！」

　現在我終於瞭解她所謂「方便」的意思了。

　如果戴著頸圈、輪椅、柺杖或石膏繃帶，旁人一眼就知道這是行動不便者，問題是，世界上還有太多其他的可能，一個看起來健全的人也可能需要被讓座或得到優先。當然，我們沒辦法對著每個看似健全的人說：「你有隱疾嗎？要坐嗎？」這樣生活不就大亂了。可是，當一個人坐在博愛座上，沒有意思要讓出時，我願意先設想他可能有某種看不出來的原因，或許昨晚沒睡好、或許包包太重、或許高跟鞋磨破腳、或許胃痛、頭痛、還是心情憂鬱沒力氣，總之，每個人對生活都可以有不同的輕重緩急。

　除了身障與老人，我們的社會還設定了其他應該得到「愛心」的對象，其中最無理的一項是「小孩」，依據我的觀察，台灣公眾對於小孩的尺度根本是縱容而不是包容。例如在捷運上，許多父母任憑小孩胡亂爬上爬下，穿著本來踩地的鞋子站立在座位上，離開前也不做任何擦拭或清潔，想想下一位使用這個座位的可能是個小姐，穿著剛從乾洗店拿回來的白裙子，我覺得可惡至極。

　我也常被鄰座的小孩踢到，他們的父母連一句抱歉也不說，說不定她們心裏理直氣壯地想著「誰叫妳不起來，妳應該把位子讓給我跟小孩一起坐」。此外，我還有被嬰兒車碾腳的經驗，那些不看路的母親推著嬰兒車的樣子，好像推著皇帝一樣，如果她碾過妳的腳，不要說對妳道歉了，她們可能還期待妳該道歉，因為妳讓路太慢，顛簸了她的寶寶呢！

　遇到這種情形，我只好自認倒楣，如果我嘗試議論的話，恐怕所有的路人都會認為我是個「對小孩沒愛心的變態女」，萬一被人認出我也是個「兒童心理專科醫生」，不就身敗名裂了。

　這麼說來，到底誰是強勢，誰是弱勢呢？

　我的好朋友最近跟住家管理委員會槓上了，也是一樁輿論霸道。糾紛的起因是，管理員每天十二點就從內面鎖上車庫門，然後進值班室睡覺，而經常超過十二點回家的她，總是無法把車子停進自己的車庫。她覺得很不合理：「那我買車位做什麼？」「我交的管理費，竟然是用來請人找我麻煩！」

　她向管委會反映，要求管理員在她回家時起來開門，或是把鎖改在外面，讓她自己用鑰匙打開。她的提議被擱置了好幾個月，最後她只好請假去參加管委會，堅持要討論這個問題。沒想到，許多住戶說「晚上吵醒管理員太不人道了」「從裡面鎖比較安全」「妳從外面開，萬一妳忘記鎖怎麼辦？」她簡直快暈倒，不能理解這些人為什麼腦筋打了死結。

　經過冗長而無效的爭辯，她終於從其他人的話語中明白問題出在哪裡了—他們說：「我們這棟樓的住戶素質都很好，很單純，基本上十二點之前都已經回到家了，沒必要討論這個問題」，原來愛去夜店、單身又晚歸的她，已被大樓其他住戶視為「行為不檢的女人」，在這個小社會裡，她晚上開車門的需求根本無法公平地被討論。她說：「那我只好停止繳交管理費！」，管委不以為意地笑著說：「鄰居嘛！不用弄到這麼僵，妳長那麼漂亮，早一點回家比較安全，我們的規定也是對妳好啊！」

　她覺得受到羞辱，「要搬家嗎？」「真不甘願，我竟然要屈服在這種荒謬的輿論下，丟掉我喜歡的房子？」

　我心裏想著，就算能搬離這個房子，我們能搬離這整個社會自以為是的輿論霸權嗎？

　還是臉皮厚一點比較實在囉。